第一百八十三章
斗茶起源
最早有文献记载，斗茶起源于唐代建州，在《云仙杂记》的《记事珠》中有记载：“建人谓斗茶为茗战”
斗茶发展
在宋代，苏东坡就已有“岭外惟惠俗喜斗茶”的记述。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。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品茶也称品茗，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，将泡好的茶，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，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。斗茶则与此不同。斗，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，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。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“较筐箧之精，争鉴裁之别”来概括斗茶的涵义。
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，上起皇帝，下至士大夫，无不好此，并着书立说，加以理论化。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《大观茶论》，蔡襄撰《茶录》，黄儒撰《品茶要录》……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“斗茶”的生活情趣。据宋、明人写的笔记记述，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：斗茶品、行茶令、茶百戏。
斗茶源于唐，而盛于宋。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。三国吴孙皓“密赐茶荈以代酒”。这是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开始，但尚不是正式茶宴。东晋大将军桓温每设宴，“唯下七奠茶果而已”。（《晋书·桓温传》）这当是茶宴的原型。南北朝时，“每岁吴兴、毗陵二郡大守采茶宴于此。”（山谦之《吴兴记》）。“茶宴”一词正式出现。唐代贡茶制度建立以后，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被列为贡茶，两州刺史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，邀请一些社会名人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。唐宝历年间，两州刺史邀请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赴茶宴，白因病不能参加，特作诗一首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》：“遥闻境会茶山夜，珠翠歌钟俱绕身。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各作一家春。青娥递午应争妙。紫笋齐尝各斗新。白叹花时北窗下，蒲黄酒对病眠人。”表达了对不能参加茶山盛宴的惋惜之情。宋代茶宴之风盛行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，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，曾撰《大观茶论》二十篇，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，蔡京在《大清楼特宴记》、《保和殿曲宴记》、《延福宫曲宴记》中都有记载。如《延福宫曲宴记》写道：“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己，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，……上命近侍取茶具，亲手注汤击拂，少顷白乳浮盏面，如疏星淡月，顾诸臣日：此自布茶。饮毕皆顿首谢。”当时，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径山寺茶宴。浙江天目山东北峰径山（今浙江余杭市境）是山明水秀茶佳的旅游胜地和着名茶区，山中的径山寺建于唐代。自宋至元有“江南禅林之冠”的誉称，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，品茗论经，磋谈佛理，形成了一套颇为讲究的礼仪。径山寺还举办鉴评茶叶质量的活动，把肥嫩芽茶碾碎成粉末，用沸水冲泡调制的“点茶法”，就是在这里创造的。
共13张
斗茶表演
南宋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，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法，前后五年学成回国，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，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“以茶论道”的日本茶道。茶宴的盛行，民间制茶和饮茶方式的日益创新，促进了品茗艺术的发展，于是斗茶应运而生。五代词人和凝官至左仆射、太子太傅，封鲁国公。他嗜好饮茶，在朝时“牵同列递日以茶相饮，味劣者有罚，号为“汤社”（《清异录》）。“汤社”的创立，开辟了宋代斗茶之风的先河。不过，斗茶的产生，主要出自贡茶。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了博得帝王的欢心.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，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。这样，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。正如范仲淹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所说：“北苑将期献天子，林下雄豪先斗美。”苏轼《荔枝叹》也说：“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，前丁（渭）后蔡（襄）相笼加，争新买宠各出意，今年斗品充官茶。”斗茶之风从贡茶产地兴起以后，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，后来还普及到民间。唐庚《斗茶记》记其事道：“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三月壬戍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。予为取龙塘水烹之，而第其品。以某为上，某次之。”斗茶，常常是相约三五知己，各取所藏好茶，轮流品尝，决出名次，以分高下。
文化链接
概述
惠州人“食茶”的历史同样也很古远。东晋裴渊的《广州记》说：“酉平县出皋卢，茗之别名，叶大而涩，南人以为饮”，这酉平县即为后之归善县，古属惠州。所谓“皋卢”也就是苦艼茶。而陆羽的《茶经》也有单道开“所饮茶苏而已”的记载，单为敦煌人，晋升平元年（357）落户罗浮。他既要饮茶，自然得种茶，说惠州种茶最迟始于晋代，大致不谬。
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后，这与佛教的兴盛颇有关系。唐人《封氏闻见记》便说南方的寺僧“习禅务于不寐，又不餐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身怀挟，到处煮炊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”有一点他还没说：僧人视茶为“不发”（抑制性欲）之药，以为饮之有助屏绝尘念。总之，“茶佛一味”，唐代寺观众多的罗浮山盛行种茶和饮茶，是情理中事。《全唐诗》载有胡宿的《冲虚观》诗，谓“茗园春嫩一旗开”，可见罗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园。李翱于唐元和四年（809）知循州，他的《解惑》文则说王野人移居罗浮，“积十年，及构草堂，植茶成园，犁山田三十亩以供食”，那时的茶园已是颇具规模。
到了北宋，“斗茶”已成惠州民间习俗，这又有东坡的诗文为证。东坡游罗浮，品尝了景泰禅师的卓锡泉，作《记》说：“岭外唯惠人喜斗茶，此水不虚出也！”在惠州他也种茶，有《种茶》诗：“紫笋虽不长，孤根乃独寿。移栽白鹤岭，土软春雨后。”紫笋，古茶名，有人释为“紫色的竹笋”，那是望文生义。还有一首有名的《汲江煎茶》诗，首联云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煎，自临钓石取深清”，如今“钓石”尚存，就在桥东沿江路边，只是已无“清深”可取，难再见坡翁当年“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”的情景了。稍后，唐庚贬惠州，作《斗茶记》，说：“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，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。以某为上，某次之，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，而又次之。然大较皆精绝”。寄傲斋和龙塘，故址在今之子西岭；“赍宜”，携来佐茶的菜肴（一说是用作调味用的姜蒜葱韭等碎末）。惠人“斗茶”的情形，于此约略可见。一个“烹”字，更说明那时所“斗”之茶，非如今冲泡式的功夫茶。东坡诗谓“薄薄酒，胜茶汤”，叫茶汤，是因为当中除茶叶外，还有其他配料如姜葱椒盐米豆油麻等。享用这种连渣带水煎烹而成的茶汤，古人说“喝”，惠州话说“食”，都不为无理“采茶作饼，欲煮茗饮，先炙令赤色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姜桔子芼之”，这种见载于汉末的喝茶方法，据说延至宋代后便逐渐消失，其实未必尽然。旧属惠州的海陆丰地区流传着一首竹枝词：“辰时餐饭已餐菜，牙砵擂来响几家。厚薄人情何处见？看他多少下芝麻。”这里说的擂茶，是惠东汕尾等地至现代仍保留着的古老喝茶习俗，有客至或是喜庆事，必擂茶以示隆重。生小孩满月，谓之“满月茶”；建新房上梁，谓之“上梁茶”；亲家母头一回上门商议儿女嫁娶事宜，少不了又要擂“亲家茶”。茶的配料虽因具体条件而有所变化和不同，故有咸茶、菜茶、药茶等众多名目，烹制的方法却与上述古法大体无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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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有文献记载，斗茶起源于唐代建州，在《云仙杂记》的《记事珠》中有记载：“建人谓斗茶为茗战”
斗茶发展
在宋代，苏东坡就已有“岭外惟惠俗喜斗茶”的记述。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。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品茶也称品茗，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，将泡好的茶，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，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。斗茶则与此不同。斗，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，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。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“较筐箧之精，争鉴裁之别”来概括斗茶的涵义。
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，上起皇帝，下至士大夫，无不好此，并着书立说，加以理论化。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《大观茶论》，蔡襄撰《茶录》，黄儒撰《品茶要录》……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“斗茶”的生活情趣。据宋、明人写的笔记记述，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：斗茶品、行茶令、茶百戏。
斗茶源于唐，而盛于宋。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。三国吴孙皓“密赐茶荈以代酒”。这是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开始，但尚不是正式茶宴。东晋大将军桓温每设宴，“唯下七奠茶果而已”。（《晋书·桓温传》）这当是茶宴的原型。南北朝时，“每岁吴兴、毗陵二郡大守采茶宴于此。”（山谦之《吴兴记》）。“茶宴”一词正式出现。唐代贡茶制度建立以后，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被列为贡茶，两州刺史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，邀请一些社会名人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。唐宝历年间，两州刺史邀请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赴茶宴，白因病不能参加，特作诗一首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》：“遥闻境会茶山夜，珠翠歌钟俱绕身。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各作一家春。青娥递午应争妙。紫笋齐尝各斗新。白叹花时北窗下，蒲黄酒对病眠人。”表达了对不能参加茶山盛宴的惋惜之情。宋代茶宴之风盛行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，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，曾撰《大观茶论》二十篇，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，蔡京在《大清楼特宴记》、《保和殿曲宴记》、《延福宫曲宴记》中都有记载。如《延福宫曲宴记》写道：“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己，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，……上命近侍取茶具，亲手注汤击拂，少顷白乳浮盏面，如疏星淡月，顾诸臣日：此自布茶。饮毕皆顿首谢。”当时，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径山寺茶宴。浙江天目山东北峰径山（今浙江余杭市境）是山明水秀茶佳的旅游胜地和着名茶区，山中的径山寺建于唐代。自宋至元有“江南禅林之冠”的誉称，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，品茗论经，磋谈佛理，形成了一套颇为讲究的礼仪。径山寺还举办鉴评茶叶质量的活动，把肥嫩芽茶碾碎成粉末，用沸水冲泡调制的“点茶法”，就是在这里创造的。
共13张
斗茶表演
南宋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，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法，前后五年学成回国，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，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“以茶论道”的日本茶道。茶宴的盛行，民间制茶和饮茶方式的日益创新，促进了品茗艺术的发展，于是斗茶应运而生。五代词人和凝官至左仆射、太子太傅，封鲁国公。他嗜好饮茶，在朝时“牵同列递日以茶相饮，味劣者有罚，号为“汤社”（《清异录》）。“汤社”的创立，开辟了宋代斗茶之风的先河。不过，斗茶的产生，主要出自贡茶。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了博得帝王的欢心.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，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。这样，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。正如范仲淹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所说：“北苑将期献天子，林下雄豪先斗美。”苏轼《荔枝叹》也说：“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，前丁（渭）后蔡（襄）相笼加，争新买宠各出意，今年斗品充官茶。”斗茶之风从贡茶产地兴起以后，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，后来还普及到民间。唐庚《斗茶记》记其事道：“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三月壬戍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。予为取龙塘水烹之，而第其品。以某为上，某次之。”斗茶，常常是相约三五知己，各取所藏好茶，轮流品尝，决出名次，以分高下。
文化链接
概述
惠州人“食茶”的历史同样也很古远。东晋裴渊的《广州记》说：“酉平县出皋卢，茗之别名，叶大而涩，南人以为饮”，这酉平县即为后之归善县，古属惠州。所谓“皋卢”也就是苦艼茶。而陆羽的《茶经》也有单道开“所饮茶苏而已”的记载，单为敦煌人，晋升平元年（357）落户罗浮。他既要饮茶，自然得种茶，说惠州种茶最迟始于晋代，大致不谬。
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后，这与佛教的兴盛颇有关系。唐人《封氏闻见记》便说南方的寺僧“习禅务于不寐，又不餐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身怀挟，到处煮炊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”有一点他还没说：僧人视茶为“不发”（抑制性欲）之药，以为饮之有助屏绝尘念。总之，“茶佛一味”，唐代寺观众多的罗浮山盛行种茶和饮茶，是情理中事。《全唐诗》载有胡宿的《冲虚观》诗，谓“茗园春嫩一旗开”，可见罗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园。李翱于唐元和四年（809）知循州，他的《解惑》文则说王野人移居罗浮，“积十年，及构草堂，植茶成园，犁山田三十亩以供食”，那时的茶园已是颇具规模。
到了北宋，“斗茶”已成惠州民间习俗，这又有东坡的诗文为证。东坡游罗浮，品尝了景泰禅师的卓锡泉，作《记》说：“岭外唯惠人喜斗茶，此水不虚出也！”在惠州他也种茶，有《种茶》诗：“紫笋虽不长，孤根乃独寿。移栽白鹤岭，土软春雨后。”紫笋，古茶名，有人释为“紫色的竹笋”，那是望文生义。还有一首有名的《汲江煎茶》诗，首联云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煎，自临钓石取深清”，如今“钓石”尚存，就在桥东沿江路边，只是已无“清深”可取，难再见坡翁当年“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”的情景了。稍后，唐庚贬惠州，作《斗茶记》，说：“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，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。以某为上，某次之，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，而又次之。然大较皆精绝”。寄傲斋和龙塘，故址在今之子西岭；“赍宜”，携来佐茶的菜肴（一说是用作调味用的姜蒜葱韭等碎末）。惠人“斗茶”的情形，于此约略可见。一个“烹”字，更说明那时所“斗”之茶，非如今冲泡式的功夫茶。东坡诗谓“薄薄酒，胜茶汤”，叫茶汤，是因为当中除茶叶外，还有其他配料如姜葱椒盐米豆油麻等。享用这种连渣带水煎烹而成的茶汤，古人说“喝”，惠州话说“食”，都不为无理“采茶作饼，欲煮茗饮，先炙令赤色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姜桔子芼之”，这种见载于汉末的喝茶方法，据说延至宋代后便逐渐消失，其实未必尽然。旧属惠州的海陆丰地区流传着一首竹枝词：“辰时餐饭已餐菜，牙砵擂来响几家。厚薄人情何处见？看他多少下芝麻。”这里说的擂茶，是惠东汕尾等地至现代仍保留着的古老喝茶习俗，有客至或是喜庆事，必擂茶以示隆重。生小孩满月，谓之“满月茶”；建新房上梁，谓之“上梁茶”；亲家母头一回上门商议儿女嫁娶事宜，少不了又要擂“亲家茶”。茶的配料虽因具体条件而有所变化和不同，故有咸茶、菜茶、药茶等众多名目，烹制的方法却与上述古法大体无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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